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1月16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扬之水：以毕生晨昏，寻万物之名》的报道。
她面前的，是一片荒野。
并非地理意义上的莽原戈壁，而是文明记忆深处，少有人留意、但她格外在意的，那些“名”与“物”的失散。
人们是否想过？
在浩如烟海的诗词歌赋、文献古籍里，我们能读到无数器物的名字，但许多名字所指代之物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，让人无从想见其真实模样。
在恒温恒湿的博物馆库房深处，栖息着无数承载记忆的珍贵遗存，我们至今仍未知晓它们真正的名字，只能冠以笼统含糊的称谓。
更常见的，是为古物安上张冠李戴的名号，给旧名加以似是而非的解释。
她所踏入的，就是这样一片名存实亡、实存名佚，抑或名实不符的认知的荒野。
荒野寻踪。在北京东二环的老胡同、一栋青灰砖墙的旧式小楼上，名物学家扬之水日复一日地做着让名与物重逢的研究，拼对文献、实物与图像，细细勘验线索，一次次回答最基础，也最根本，且在她眼中最有意思的叩问：“这里讲的是什么东西？”“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？”
她或许是这个时代最擅于与物对话的人。许多人听说“名物学”，都是因为她和她的书。
从先秦到明清，从《诗经》中的草木虫鱼到《金瓶梅》里的家具首饰，从金银器的工艺纹样到茶、香、花事的诸般器用……一个学者能厘清一个时代的一类风物已属不易，她却试图为整部文明史一闪而过的各类“道具”“布景”标注名称、说明用途、追溯源流，并在所涉各领域皆有创见。譬如，她的五卷本《中国金银器》被誉为“中国首部金银器通史”。
学问做得何等精细而辽阔，谈起自己的研究，扬之水却说，那真的都是“很细小的东西”。
她也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仍拥有“传奇”的学者。
下乡归来，卖过水果、开过卡车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以初中学历进入《读书》杂志做编辑；十年后，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，自此“埋姓埋名埋头用功”，佳著迭出，声名远播。
扬之水在棔柿楼家中。受访者供图提到这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历和著作等身的诀窍，扬之水归因于一个“笨”字。“我这人特别笨”，于是，心甘情愿“下笨功夫”，付出全部心血，收获一生快乐，“就投入与产出而言，实在是百分之百的赢家”。
从一九九六年进入中国社科院算起，今年是扬之水学术生涯的第三十年。在喜爱她的读者心中，这位已步入古稀的学者不仅笔下文字动人，更以自身实践示范了一种迷人的活法：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一个人如何凭借极致的专注与热爱，锚定自己的坐标，向深、向小，在一隅天地精耕细作，一砖一瓦地筑起自治丰盈的精神世界。
因喜爱窗前的棔树、柿树，她将栖居的小楼命名为“棔柿楼”。冬日，棔柿楼格外静谧。二楼兼做书房的客厅里，书柜环房间半周而立，包着塑料书皮的书籍排列整齐。正对窗户的那排柜门上贴了层薄纸，为书遮阳。
三十年来，棔柿楼外，时代在迅猛变迁中飞驰；棔柿楼内，岁月缓慢流淌，扬之水伏案读书，以物为舟，在历史与当代间摆渡。
一切从名字开始
能推则推，扬之水不常接受采访。在她看来，关于自身种种，自己写过不少，旁人也写过不少，并无太多新鲜可谈，何必强作应酬。“与人应酬”，她曾在日记里写道，“真是最累最烦最没意思的事”。
可每回破例，她都认真准备，尽力谈出一点新意，也借机将“名物学”的涵义与旨趣，不厌其烦地向更多人介绍。
见面的下午，扬之水取出几张便笺，上面字迹娟秀，预列了谈话要点。她开门见山：“首先，我做的是名物研究。就是把‘物’作为一种叙事语汇，借此使历史叙事在某些局部具有立体的效果。”
这是一门先秦时就已存在的古老学问。“名物”一词，最早见于《周礼》。这部典籍通过规定不同等级之人所用器物的不同名称、种类、形制等，确立了一整套礼制秩序。
如今，“名物学”常被归为冷僻“绝学”，但扬之水认为，人人都在关心名物问题，只是浑然不觉。“比如看展览，大家对展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‘这个叫什么’；我们见面，我先问的也是‘你怎么称呼’，一切从名字开始。”
名字，是她研究的起点与核心问题。“许多人喜欢给物赋予形而上的理论色彩，但一个东西，你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来谈它承载的哲理或意义呢？必须先定名——叫出它的名字，并且是退回历史语境，叫出它当时的名字。”她说，定名而后相知，即在确定名字的基础上给物建立档案，明确其生平、用途、“朋友圈”，这是名物研究的两项主要工作。名物学，便是探寻“物”里故事的一门学科。
某个时期名为“碗”的器具，在另一个时期可能不叫“碗”，或者叫“碗”的不是它。“追踪这种名与实的变化，不是很有意思吗？”扬之水相信，名称包含着一个历史时段的集体记忆，社会等级借“物”彰显，时代风尚在“物”上流转，文学中的情感也往往以“物”寄托……对器物之名及其演变的关注，可以触及“日常生活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若干发展脉络”。
“我做的都是很细小的工作。”她坦言，自己钟情于散落在文献记载中、难成系统的“碎片化的记忆”。听上去像历史的“边角料”，但她倾尽心力，试图让人们从这些碎片中窥见一些具体的历史细节，达到“宏大历史叙事所不能企及的历史丰富性和生动性”。
不要小看这细碎的工作，当她将一件件器物放回往昔的筵席、妆台、书斋、庙堂……在证据链尽头重新唤出它们的真名，古人生活的某个角落，便在这一刻被轻轻照亮，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中的诸多迷惑，也赖此得以厘清。
比如，首都博物馆、中国国家博物馆中都藏有发饰“鸟笼簪”，在清代，它的名字是“鹦哥架”或“莺哥架”，屡现于子弟书的唱词中。弄清楚这一点，文献与实物便互相勾连，人们读到“鬓角儿旁珠挂儿一枝挂莺哥”，眼前自会浮现那摇曳的画面。
又如，“莲花衔青雀，宝粟钿金虫”，自南朝至明清，中国诗歌中多次咏及一种叫“金虫”，也称“玉虫”的饰品，但历代诗歌笺注均未对此作出确切解释。日本法隆寺有国宝级文物“玉虫厨子”，有人因此以为相关装饰工艺源于日本。
扬之水考证指出，金虫或玉虫，是吉丁虫科的一种昆虫。它的鞘翅“闪动金属光泽的蓝，又或绿与铜绿、翠绿，每在光线的反射下微泛金光，因有金虫之名。又以鞘翅为吉丁质，放历久不坏”，因而被用作装饰材料，镶嵌在首饰等物件上。
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代“金镶珠石蝴蝶簪”，镶在蝶翅中央、充当蝶腹的正是一枚翠盈盈的金虫鞘翅。实际上，这件簪钗更准确的名字应该叫“金累丝镶玉虫珠石蝴蝶簪”。从古诗中的线索分析，这种工艺率先出现于中国，后传播到周边国家。
和朋友讲述考证结果的时候，朋友告诉她，这种虫子可供食用。欧洲的艺术家们曾收集东南亚餐馆里被弃置的虫翅，在布鲁塞尔王宫镶嵌出一幅金光灿烂的壁画。受此启发，她与设计师张凡合作，设计了一款银镀金镶玉虫坠饰。“把大家已经遗忘的古代工艺在当代重新用起来，这不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吗？”最近，她们又综合古代纹样与现代审美，合作设计十二生肖主题的首饰。
今天，扬之水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已走出书斋，被文博界广泛采纳，成为写入展品说明和图录的“公共知识”。她感叹为此付出的万千艰辛，算是得到了最高的回报。欣喜之余，又希望一些引用能标注出处，方便观众循着线索，进一步探究。
时代的河道与个人的舟楫
2014年，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退休时，所里为扬之水举办了一场荣休座谈会。时任所长刘跃进在会上发言，说她的经历是“不可复制的”。
“我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特例。”扬之水认为，这“不可复制”指的是改革开放浪潮下，那个成就她的时代：不以出身论英雄，对自学者给予充分支持，体现出“不含偏见的真正的接纳，即以成果来判断研究能力以及潜力”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扬之水初中毕业，下乡插队。返城后，被分配到王府井果品店做售货员，等学会开车，又握着方向盘运瓜果。干活之余，手不释卷，发下的工资常“上贡”给果品店隔壁的书店，换回《宋书》《史记》《陆游集》……
后来，她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做资料员，凭着一支笔和对读书的热爱，先后被光明日报出版社和《读书》编辑部录用。最终，迈入学术殿堂，成为中国社科院一名没读过大学的研究员。
这段过往，日后被人们奉为学界传奇，以简化的叙事反复讲述，忽略了传奇光环之下，是一条由无数具体选择铺就的野径。时代是每代人共有的河道，渡河却要靠各自一桨一桨划。
不存在顺风顺水。恢复高考后，扬之水也曾走入考场，成绩高出分数线五十四分，却因年龄超过所报专业规定两岁，未被录取。转过年，学校放宽限制补录，她又已婚且有孕，去学校问询后，一路哭着回的家。
过了很多年，她还梦到过自己考上大学，醒来后自嘲：“上大学，此生无望了！”
此路不通，继续业余读书，在看似被动的漂流中，为自己造桨。她参加高考同年，钱锺书的《管锥编》问世。“他在书里提到什么书，我马上找来看。”对于扬之水，这是她读书做学问的“入门书”，不是入门某一学科，而是一种“读书的眼光、方法和境界”，教会她如何把书读活，如何放射性思考，从此“不再一本本读书，而是一片片地读”。
到了《读书》编辑部，主编沈昌文派她向作家学者们组稿，意外发现“反映奇佳”“极有好评”。金克木、徐梵澄、谷林、张中行、王世襄、何兆武……老先生们个个对她青睐有加，让沈昌文发出慨叹：“作者和编辑的交往到如此莫逆的程度，实为我毕生所仅见。”
“因为觉得我是个读书种子吧。”扬之水回忆，每次约稿前，她都要把对方的书尽数买来通读，等见面交谈，便能接住人家抛来的各种话题，谈出其作品的妙处或疑点，被引以为知音。
“自学出身，无名师益友。聪明，有才气。”学者金性尧曾以前辈对自己年轻时的评语，谈与扬之水的共鸣：“厌凡庸，厌头巾，厌婆子嚼舌。有审美力，感情质，无理论基础。喜博览，爱书如命，手不释卷。喜收藏，近于贪婪，几日不到书店，茫茫然如有所失。”
《读书》十年，是扬之水在一大批杰出学人间接受熏陶和滋养的十年。她称这是“师从众师”。没有名分，不拘门派，“这样就不会有一种思维定式，视野就更开阔了”。
如今回望，扬之水总结，外界所惊叹的她身上种种不可思议的蜕变，背后并无玄妙，“根本就两字：读书”。人们常称道她聪颖多才，可她乐于认领的，从来只有“笨”和“勤”。
三十三岁那年，她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一个‘勤’字，注定了我终生只能是一个勤勤恳恳、埋头苦干的平庸之人。”
数年后，她又在日记中叹羡张爱玲的聪明：“只觉得她是一只鸟，不费劲地长大了，忒楞楞就扑翅射向蓝天。我却是一生变了几变的尺蠖，只能在地上慢慢爬呀爬，爬了一辈子，也还是在地上。”
“笨，只好勤能补拙。”扬之水说。
于是，在沈昌文口中：“她的勤奋简直令人恐惧！”在作家张中行笔下：“我，不避自吹自擂之嫌，一生没有离开书，可是谈到勤和快，与她相比，就只能甘拜下风。”在学者赵园眼里：“我和她同在一个研究机构，所见她的专注刻苦，同行中罕有其比。那是一种已近乎失传的治学精神。”
以书为舟，以勤作桨，经一条漫长的“野生”航道把自己渡向彼岸，等待人生的关键一跃。这是扬之水一个人的抵达，也是一代自学者的缩影。
减法和加法
如果面前这张浅棕木色、带着经年使用痕迹的老写字台有记忆，它会记得年轻时在《读书》编辑部与扬之水共度的时光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某个寻常日子，在一众要被淘汰的老伙计里，它以十块钱身价被扬之水买下，随她到棔柿楼安了家。
此后，陪她从编辑成为学者，参与她数十年不变的日常：清晨三四点起身，晚上九点安歇，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一本本著述的手稿在它压着玻璃板的“身躯”上写就，包括即将付梓的《名物图解百例》。
编辑部的同一批写字台早已不知所终，去年春天，出版《读书》杂志的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终于说服扬之水将硕果仅存的这张旧桌捐出，作为店史的见证和特展“读书别裁——扬之水的著述与研究”的展品。
后来，有观众俯身于这张“展品”前，在留言本里写下一条条感言：“无意间瞥见这张朴而纯的书桌，我不禁停步联想，这张书桌的主人，大概也是如物一般朴而纯的老人吧。”“展览让我看到了先生学术进路的‘过程’。原来世间的事，总逃不过‘认真’二字。”
“挺舍不得，直到捐的那天还在用它。”桌子被抬走当日，扬之水一路送它到门口，为它拍照留念。
聚散有时。她的生活依旧简单，几乎只有读书、写书、出门观展。“也还是得吃饭洗漱、散步锻炼什么的。”扬之水强调。问她一天花多久读书，回答是：“不知道，反正没事就读。”
早在三十多年前，张中行就在文章里边赞叹边调侃她对生活的减法、读书的加法：“工资加稿酬，百分之七八十买书……其他方面尽量节省，比如办事赶不上回家吃饭，就在路旁随便买点什么，吃到不饿得难过就可。”“衣是我眼见的，不只陈旧，而且不合身，以鞋为最，像是总比脚长半寸。脂粉、唇膏之类当然更没有。”
时过境迁，我们见到的扬之水，朴素无华、清爽利落，自带一种天然的可亲可爱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为了解明代社会生活的细节，扬之水带着对《金瓶梅词话》中服饰问题的困惑求教文物大家王世襄，收到一串电话号码：“给你介绍一位最好的老师。”
电话那头，是著名文物专家、考古学家孙机。“读孙著，并与先生一席谈之后，痛感‘四十九年非’。”四十一岁的秋天，扬之水写下这样的感触，预感这将是自己读书生涯转折的开端。
孙机的老师沈从文早年曾提出“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名物新证”的研究构想，可惜久无回响。这份念想经由孙机传到扬之水手中，著成《诗经名物新证》，“我的老师和我后来都把它视作毕业论文”。
这本与学位无关的“毕业论文”，给她的治学打下最初的基石，也令她找到毕生志业——名物研究。“师曰：这个词，今人已经很陌生了。我想，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使这个词为人所熟悉。”
“读书别裁”特展上，展出了扬之水多年来的读书笔记、观展考察日记和研究手稿。其中很多装在牛皮纸信封里。
这是孙机传授的办法：先做资料卡片，按自己设计的类别装入不同牛皮纸信封，积累到一定数量，就加以整理做长编，再据此写文章，删汰枝蔓做减法。
跑博物馆、观展考察，则是受孙机影响，扬之水给自己增加的另一门必修课。随着博物馆开放力度的加大，逐渐发展成她储备图像实物资料的治学途径。
“目验而后信。”孙机生前曾自谦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及扬之水：“其近著之附图全是在博物馆或展览会上拍的照片。她的先生娴于摄影，对她的工作既理解又支持。两人曾一同造访过国内外数百家博物馆，在馆方许可的范围内，一位指向哪里，另一位就照到哪里，积累下无数高清晰、多角度的文物照片，为写作提供了极大方便。”
为方便考察，扬之水早年外出观展，只带一个七寸见方的布包。“出去一周，外边衣服不带换的，现在也还是这样。”她说，只是布包换成两个箱子，装两台相机、一台电脑、充电器、备用电池等工具设备，和几件内衣。
即使是出国观展，她仍然每天凌晨起床，常以点心或方便面简单充饥，就开始一整天连轴转的跑场。很多文物看过一次还觉不够，千里迢迢也要去看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令后辈学者感佩其超乎常人的精力与勤奋。
一般来说，“勤奋”后面经常跟着“刻苦”。但扬之水的勤奋之后，是兴味无穷。“没觉得这样很苦，我觉得这是挺高兴的事。”她笑着说自己并非压抑欲望来读书看展做研究，“我没有其他欲望。”
诚然，能“勤奋”一辈子的事，从来不单靠毅力。对于扬之水，生活的减法与读书的加法都是一回事：做自己喜欢的事。
创造自由
初入师门时，扬之水最羡慕孙机对问题的嗅觉，“能够很容易就发现问题，当然也就找到了题目”。这般本事，她花了五年才堪堪摸到门道。
日后，她常跟人讲，从老师这里取得的“真经”就是这种“问题意识”，归结成“八字真言”：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。
她的全部著述都是这八个字的注脚。研究宋代香事、茶事、花事，是因为通读《全宋诗》，发现这类雅事构筑了两宋的诗情意境，雅事所托之“物”却鲜有关注。“那时还没有‘香文化’这个词，大家还问我研究香是不是因为信佛。”
系统研究金银器，始于对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中诸多器物定名的疑惑。这一领域当时相当冷门，学者齐东方刚推出国内首部唐代金银器研究专著。“我问他还继续往下做吗？他说没有这个打算，我说那我接着做。”多年后，齐东方同扬之水笑言：“金银器热可以说是我们俩掀起的吧？”
写《诗歌名物百例》，因为读诗时屡次发现笺注中的疏漏讹误。“有问题，我不就有的写了？”于是精选古诗中百余种出现频率较高，而辞书及历代笺注未曾注解、解释有误，或“有释而无图、因之仍不得其真确者”，文图并茂，一一诠释。
“有问题，我才有动力。”扬之水说。因为关注问题，她笔下总有新知新见，字里行间也总能读出“解题”的欢愉。
“狂喜！”她这样形容在文献、实物、图像的“三头对案”，让名与物重新契合的心情，“高兴得不知道怎么着好！”于她而言，名物考证永远是悬念迭起的求解之旅和快乐的劳动，“总是令人充满激情”。
“学术非时好，文章幸自由”，扬之水常引用陆游这句诗，说这是最理想、最有滋味的治学状态。她始终认为，做研究应当跟随问题和兴趣，反对“计划学术”，对当下课题制的模式也抱以审慎的看法。
有一回，她报了一项老年课题，中途担心无法按期完成，主动申请撤回。没了压力，反而按自己的节奏提前完成了项目，还评上了科研奖项。还有一回，课题做到半路，她兴趣转移，最后写出一本跟课题计划全然无关的书。
“研究本来就是思路四向伸展的过程，就像章鱼为捕食伸展触角。发现感兴趣的题目，我只能说先做做看，不敢说一定能做出来，也不敢说做出来一定有多大反响，可是报课题时，必须要说这些话。”她感叹哪能为了经费和考核，行不通还要硬做，不像样的书还要硬出？“这对不起读者，也对不起课题费。”
绝大多数时间，扬之水以自费治学为自己创造“文章幸自由”的空间。老伴对此无条件支持，跟她组成“精诚合作而且受法律保护的课题组”，陪她走南闯北，“超越了古今中外所有爱情故事中的男主人公”。
扬之水与老伴李志仁，她戏称这张照片为“永远的课题组”。受访者供图只是对今天的年轻学者而言，这种创造是难求的奢侈，少有人能真正置身规则和标准之外。
扬之水的“文章幸自由”，还包括反对学术八股和语言规范的僵化。
“早些年，很多大学者的文字都各有风格，一看就知道是谁的手笔，而且学术书也能够写得很好看。”扬之水说。老师孙机曾几次叮嘱她保持做编辑时的文笔：“你的考证功夫已经过关，但还要有情趣，而这本来是你的长项，一定不能丢掉。”
近年来，令她惋惜的是，看到一些研究者对文字毫无追求，学界和出版界也默许，甚至助长这种倾向，把作者富有个性的表述改得千篇一律，而对千人一面的套话大开绿灯。
她感到费解，还有为什么一些报刊不许使用汉语数字，非得用阿拉伯数字？为什么用电脑打字、繁体字不再有书写困难问题的时代，年轻人不把它学起来？“不识繁体字，怎么读那些影印的古书呢？”
带着许多单纯而执拗的疑问，她能做的，唯有埋头继续以自己的方式贯彻陆游的诗句，印证另一种可能。
“开一代风气，成一家绝学。”这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对扬之水的评价。遥想当年她刚开始做名物研究时，许多人听到“名物”这个词，都不知道是哪两个字。因她几十年如一日的实践与呼吁，这门差点被遗忘的学科重新渐为人知。
扬之水说过很多回，她的理想是“用名物学构筑一个新的叙事系统”，打通文学、历史、文物、考古等学科，在社会生活史的脉络里，对“物”推源溯流。
做起来很难，但她愿为此“穷一生之力”。
她说，这是大路旁边的一条偏僻小径，自古以来不是主流，也没必要成为主流，但这里有她喜欢的能够激发创造力的东西。“路上可以稍微多几个人，真正特别喜欢它的人，别把这当成课题，就自己慢慢做，做完了以后很高兴，有发现的快乐，这就好了。”
问扬之水浸淫名物研究数十载，会不会格外感到“人为过客，物是主人”，而对人与物的关系有更深感受？
她认真作答：“物是生活中的物，而生活是永恒的。无论发生什么，人每一天都还要吃喝拉撒，这就要靠物来支撑。人与物的这种关系是永远不变的。”
以物观人。其实人的一生不也是一个不断“定名与相知”的过程？就像扬之水，在对世界无止境的探寻中，与物相知，与书相知，与良师益友相知，与自己的天赋志趣相知，从而为自己人生的每个阶段定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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